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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4版）

　　店。还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那天，到了婚礼大堂，父亲就把我带到文物出版社的一堆女同志那里，把我交给她们。记得有高麓芳社长（王冶秋局长的夫人），资深编辑赵醯敏阿姨和吴清源阿姨（文物局谢辰生先生的夫人），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知道我在女二中读书，赵阿姨说她的女儿也在那上学。父亲问我认不认识。赵阿姨说她女儿叫王珩，还笑着对父亲说 “就是你那个珩”。父亲听了很高兴，大概第一次听到有人和他一样的名字吧。父亲和她们说笑了一会儿，就自顾自与其他人聊天去了。再下面的记忆就是婚礼后回来的上，是下午了。我们父女走在黑芝麻胡同里，找阴凉，父亲靠着左边墙根儿走，低着头，走得很快。我贴着右边墙根儿走，也走得很快。各走各的，一无话，一直到家。

　　父亲走快，大步流星。我也走快，马不停蹄。这点我是像他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珩和我在同年级但不同班，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惜没有多久，一个周末，她在游泳时出了事。父亲曾回家说，赵醯敏很坚强，当晚还边哭边连夜赶稿子。

　　不记得全民打麻雀是哪一年了，我还在小学吧。那年全市停课，停工，停办公三天。家家户户，每院每房都要有人敲锣打鼓，上房摇旗呐喊。没锣没鼓就拿锅拿盆，只要能敲打出闹声就行，声越大越好。一边敲，一边举着竹竿，绑着旧床单，旧衣服片，毛巾，用力摇晃，摇得越高越好。每天由街道委员会统一指挥，每隔半小时就又敲又摇一次。目的是麻雀，不让它们停下，直到累死为止。那时，为了站得高，家家都上房。到敲打的时候，站在房上，放眼望去，全城一片锣鼓喧天，到处五彩缤纷的竹竿摇晃，颇为壮观。除了要在家赶麻雀，各单位还要每天安排人轮流去单位赶麻雀。

　　父亲在家时，也上了房。我记得他穿着汗背心，和大哥踩着凳子从后窗跨上房顶。房顶是瓦片的，高低不平又有斜坡，他站在那摇摇晃晃，还要不时地扶眼镜。后来大哥让他下去，在院里敲盆。我胆子很大，个儿又高, 父亲下来了，我三下两下就爬上去了，那时觉得真好玩儿，不用上学，还能上房。

　　轮到父亲到单位去时，我就不知道他干些什么了。不过好像听他说大都是年纪轻的爬高上去，他们很照顾他。大概也就在地面敲敲打打吧。

　　父亲在文化部文物局任职那些年，经常出差开会或被请到各地博物馆看画。每到一处均受到当地文物博物馆界的热情招待。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父亲在广州看画。他来信说广州博物馆定要留他在广州过节看有名的花市。所以要过了年初一才回来。我们去车站接他。他乘的是软卧，车一进站，就看到父亲在和我们招手，我就跟着车跑，一直到火车停下来。父亲手里竟捧着一摞笼屉，原来是小笼包。父亲说是博物馆的人从饭店定了送到火车站去的，送去时还是热的。没舍得吃，带回来给我们尝尝。

　　父亲的书桌是一个十分讲究的紫檀木大书桌。八个抽屉上均有雕刻，拉手是八个雕花的青色玉佩，桌面中间镶有一整块菊红色玉石。夏天时，桌子冰冷，摸上去很舒服。桌子虽大，但总是堆满了各种书籍，线装的，平装的，打开的，合着的，各种手稿，毛笔的，钢笔的，铅笔的，单张的，一摞的，到处都是。我生来爱整洁。有时看到父亲的书桌实在太乱，忍不住就替他。我会尽量把他的东西按原样放好，只是整齐一些，也不敢轻易扔掉一纸一字。父亲回来后，发现有人动过他的东西了，就知道是我干的。有时他会抱怨什么找不着了，但从来没有因为找不着东西跟我发火，只是自己嘟囔而已。我也不管，过一段时间就整理一次，反正我看着顺眼就是了。后来，我们离开中国后，因为家里没人而被盗过。因担心书桌被盗，竟将其卖了。听说是卖到四川去了。现在想起，真是呀。

　　南锣鼓巷的日子

　　在南锣鼓巷的日子里，家里总是宾客盈门。只要父亲在家，每天客人是络绎不绝。记得父亲喜欢喝咖啡。那时咖啡好像是从寄过来的，很宝贵。父亲就只好交待保姆做好后让他到隔壁房间去喝。那个安徽保姆和父亲配合得很默契。父亲总是坐在书桌前和客人谈天，她在客厅外做一下儿搅勺的动作，父亲就知道了，借口出来一会儿，去喝咖啡。而客人是背对着门口看不见的。

　　最常来的客人是启功先生和王世襄先生，我们称他们启伯伯和王伯伯。启伯伯就住在黑芝麻胡同，离我家几分钟的。他是我家的常客，三天两头晚上会来。有时大冬天晚上，戴着棉帽，围巾，棉手套漫步而来。启伯伯又幽默又健谈。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抑扬顿挫。笑起来，十分爽朗。他的声音像极了上世纪60年代中央人民专门讲儿童故事的孙敬修先生。我最喜欢听他讲话，内容大都是文化逸事。如果鉴赏到一幅好画，他和父亲总是爱不释手久久把玩，仔细研究。

　　王伯伯住芳草园，较远，骑自行车来。每年年初一一早，我们还没起床，王伯伯穿着蓝色锦缎棉袍，骑着车就来拜年了。王伯伯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极其讲究。他会专门骑车去西山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来烧给我们吃。他常会从市场买了菜，带了佐料到我家来做。也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不喜欢他家，因为里面的家具全是古老陈旧笨重硕大的，屋里满满的，黑乎乎的。现在才知道那些我不喜欢的家具都是价值千万的明代家具！

　　父亲的好友还有博物馆馆长杨仁凯先生。杨伯伯每次来都要到家里来看父亲。父亲也必要宴请他。父亲和杨伯伯的深交，后又延续到我和杨伯伯之间。上世纪7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后又调去盘锦辽河油田。有一年过春节，杨伯伯到辽河油田来看望他在第九化建公司工作的儿子，不知道他如何知道我也在盘锦，又如何打听到了我的宿舍，由他儿子陪同找到了我家。可惜我正好回去了。幸亏我先生在，没让他老人家白跑一趟。后来我先生告诉我，杨伯伯兴致勃勃地在我家和我先生聊了半天。遗憾的是，那时盘锦生活非常艰苦，我先生也没能好好招待他。为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心里都过意不去。后来我去沈阳出差时也去探望过杨伯伯。他定要留我在家吃饭，是杨伯母亲自下厨做的菜。我和两位老人度过了一个温馨的晚上。杨伯伯之所以视我为亲人，也是爱屋及乌，“因为是葱玉的女儿啊”。

　　经常来的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的周贻白教授，苏州人。中戏就在棉花胡同，走过来大概十分钟。周先生有时来得很晚，冬天的时候九点多，十点都会来。我想他可能特地等第一拨客人走了再来吧。他是教戏剧的，我不知道他和父亲聊什么，竟有如此多的共同语言。

　　来得晚的还有考古所的王俊明先生。他是从欧洲回来的，对父亲极其。因为来得太多，和我们也熟了。他较年轻，我们叫他王叔叔。王叔叔讲话文绉绉，带有外国人的音调。他会讲很多国外的人情世故，我们也很爱听。他住在王府大街考古所的宿舍，有时冬天晚上很冷，他用围巾包着头骑自行车来。一进来我们都会笑他。知道父亲苦于没时间写书，他会对父亲说，“张先生，您这样不行，要有人帮您才是。” 可是他一聊有时到十一二点才走。因为太熟了，有时父亲并不中断写书，一边儿听一边儿写。王叔叔也不在意，仍侃侃而谈，意犹未尽。1965年我高中毕业上大学时，王叔叔还特地到家里来，说“张先生的女儿也上大学了”！话里语里流露了对父亲的无限思念。

　　还有一位年纪颇长的王先生。父亲称他“王老”，我至今不知他的名字。好像是哪个大学的教植物学的教授，并不是文物考古界的。但他和父亲很谈得来，来的次数也很多，躇着根拐棍蹒跚而来。曾多次跟父亲说他为父亲的著作担忧，因为工程浩大，无时间又无帮手。现在想来，这位王老确为父亲地想过。

　　除了来与父亲聊天说事的朋友，还有专门来请父亲看画的。其中有不少。如当时的海军司令萧劲光、交通部长孙大光等。他们来时，警卫或秘书会先进来看父亲在不在，有没有客人。打好招呼以后，才会进来，而警卫会守在院子里和大门口。他们对父亲都相当尊重，待人非常随和。记得萧劲光司令还特别要父亲介绍他的孩子，并和我们握手。孙大光部长也请父亲到他家去吃饭。记得父亲说他的一对儿女很懂礼貌，都出来见过父亲并还鞠躬。

　　其他较年轻、称父亲“先生”，“老师”之辈的有故宫的刘九庵、王大成，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等。如今这些人均成为当今文物考古界的名人和资深专家了。父亲的朋友数不胜数。除了以上提到的，常来的知名人士还有章伯钧，张伯驹，夏鼐，黄永玉，黄胄，邓拓，唐云，魏金非，徐邦达，张学明，许姬传，许源来，谢稚柳等等。这些是我记得的，还有许多我不记得和不知名字的。父亲的老友都称他葱玉。张珩的名字好像只有在单位里和一些正式场合才用。父亲也写扇面及毛诗词赠友人。父亲过世后，黄永玉、黄胄、唐云均有画赠送与母亲。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委派以父亲为首，有谢稚柳、韩慎先组成的三人专家鉴定组，从出发，经天津、、、沈阳、大连，跨越四省。过目书画万余轴。后来韩慎先先生不幸在京突然过世。记得那是个星期天下午，我们都在午睡。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突然到访，一喊着“葱玉，葱玉”从院里进来，原来韩慎先先生不幸在宾馆过世了。这对父亲是个沉重的打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已着手实施整理平生所见古书画汇录，编《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木雁斋”是父亲亲自署书的斋名。据《庄子》所记：耘散大木；大匠所弃；得以保全；不鸣之雁，先被宰食又因不材而失性命。这个斋号表达了父亲的自谦，在材与不材之间，从不以什么成就骄人的俭让态度。

　　想到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1963年7至8月盛夏，已知重病在身，但仍夜夜伏案埋首，汗流浃背，挥笔疾书的情景，不禁泪如雨下。今巨著终于付梓问世，足可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除书画鉴赏，父亲也是位名书法家。写得一手绝笔好字。他的“瘦金体”深得的欣赏。和平解放时，曾亲自提名由父亲书写“和平解放条款”。此手迹仍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现存我们手中的父亲手迹除“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外，还有蝇头小楷辑录的“明人名令录稿”和四本日记。唯一的手卷是长六尺宽一尺仿赵孟頫的“双联樱桃赋”，现存于我母亲寓所之中。

　　1963年8月底，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他的最后几天。因知由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手术专家黄家驷亲自动刀，仍常乐观。记得手术前一天，是星期天。全家都在医院倍伴父亲。下午4点多钟，贻乂和贻爻先回去。他们走后，父亲站在协和医院二楼面对大门的落地窗前，目送他的两个儿子骑车消失在街的拐角处，长久没有离去。忘了我和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只记得父亲送我们到住院部楼道口，我转身离去时很想再回头看看父亲，可是我没有，我告诉自己明天一定还可以见到他。可是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手术很顺利，情况也很满意。但到下午突然大出血，经抢救数小时，父亲终究没有再醒过来。

　　父亲去世时，启功伯伯和王世襄伯伯到家里来，一进门便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王伯伯坐在父亲书桌前的椅子上，一边大哭一边：“葱玉啊，葱玉……” 现在回想起来，深感这些老一辈不仅痛失老友，也痛失人才。启伯伯有一对挽联：

　　投分推诚，久弥敬笃，最，一旦摧颓，白身何赎；

　　高才博学，日益精勤，堪屈指，千秋赏会，四海无双！

　　这对挽联原来一直挂在家里，直到“”抄家后不知去向。

　　度过了一甲子多的生涯，才感到失去父爱的遗憾。对父亲学术上的评价，对文物事业的奉献，不需要我，也不是我能知道的。我仅以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怀念，写下此文，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

　　（本文为节选发表，作者系张葱玉之女，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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