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蒋孔阳先生
蒋孔阳先生
他的美学理论集成朱光潜、白华等前辈大家之说自创天地而蜚声，我每每看着蒋先生的著作，就会觉得中国的美学研究至此堂庑特大，感慨特深。
在我的书案旁，堆放着两摞高可盈尺的厚厚的书。一摞是蒋孔阳先生近二十部单本著作，都是承他生前关心陆续赐赠的，也是我数十年来经常习阅参考的书籍。另一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六卷本《蒋孔阳全集》，翻阅时似乎还飘散出些许墨香为之赏心。看到这样皇皇巨著，心里很自然地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家！
我不曾亲炙受业于蒋先生，是迟至“”后的1978年作为记者采访才曾拜识。说得牵强一点，早先好像还有点“渊源”关系，因在1954年我曾慕名报考过复旦大学中文系并被录取，却因患肺结核没有入学，次年改报了别的学校负笈北上，这也就错过了成为蒋先生入室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我常因公到上海，必到复旦流连终日，中文系诸君许多都是我熟识的好友，酒酣耳热，痛叙畅谈，十分惬意；闲谈时说起此事，蒋先生、老潘（旭澜）、老徐（俊西）等都会热诚地笑着说“丹晨也是我们复旦的人”等等许多好话。虽说玩笑，却深深感到复旦师友们的美意和友情。我也一直尊蒋先生为前辈老师，在他面前总是恭敬的。
所以有这样的情结，也还因为早年爱好文学，就曾读过蒋先生的《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并信服他们的文艺观。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学术见解受到时，我虽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心里却想不明白，虽不能也不敢公开质疑却积聚在胸，对他们暗暗怀着深深的同情。
1979年初《文艺报》举行的文艺理论座谈会，参加的大多是作家评论家，我和别的同事都也邀请一些大学老师与会，并提出请的严家炎，上海的蒋、钱两位先生参加。主编孔罗荪来自上海，更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欣然同意。孔罗荪同志在五六十年代担任上海作协的等领导职务。1960年上海作协召开修正主义文艺观，长达49天，蒋孔阳、钱谷融先生是重点的对象。蒋先生在《且说说我自己》中记述说：“事先没有任何招呼，我更缺乏任何的，一个早晨，突然就开始了对我的式的轰击，对我展开了几乎是没有休止的无情的。这对我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象的。”罗荪同志是当事人，很了解蒋、钱先生所受的委屈，所以他会欣然同意。当时开这个会特别有意思：一则人数众多达一百多人；二则会议名字不冠“全国”却邀请了大多数省市作家评论家；三则参加者有好几位头上还顶着各种“”帽子未获，既包括像王蒙等，也像蒋、钱先生那样曾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代表人物；四则当时正在举行规模很大的理论务虚会，我们这个会有意无意成了文艺界配合呼应的会议，思想相当解放，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重要的问题，给予参加者思想上很大和鼓舞。蒋先生、钱先生都在会上发了言，引起人们的注意。蒋先生特别说到：“文艺不应设立固定标准，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是有不同创造性，有其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他还指出：“文艺理论中许多问题争来争去往往是由于基本概念没有搞清楚开国至今三十年，没有一本像样的文艺概论、文学史、文学史，即使出了一二本也很简单。”我想正是由于蒋先生早已有了这样看法，所以后来致力于编著大量基础性的原著选读，如许多部19、20世纪的文学理论名著选，为学界搞清楚历来有代表性的文艺观包括当时为人们热衷的现代派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依据。
我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这两位前辈，并对他们非常。会后就曾写信与他们联系，诚邀他们为《文艺报》写稿。蒋先生寄来了《典型问题与文艺创作》，对长期来纠缠不清的典型问题作了明晰深入的阐释，令人信服，后被认为是蒋先生的一篇代表作，产生过较大影响。不久，蒋先生两部积压在出版社十多年不能出版的书稿《古典美学》和《近代美学史评述》也先后问世。承蒋先生关照赐赠，《文艺报》很快发文评介。平心而论，我们确实认识到《古典美学》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重要理论著作，的古典美学与她的哲学一样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但由于其艰深，除了朱光潜先生写过《美学史》外，在中国学界，研究者和译著却还不多。但是，我们也还肤浅，只不过是在“新作短评”栏目里发表了一篇2000字的文章。但这件事却使蒋先生“尤其”。他写信给我说：“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对自己的工作不是而是鼓励的文字。”稍后我去访见他时，他又一次动情地说了这样的话，我听了既高兴又辛酸。
那是因为我愈是多了解了蒋先生愈有这样的感受。他从1951年以来，埋首教学、潜心学术研究、勤奋写作，不断有新的创造和著作，在文艺理论界颇有影响，但到头来总是遭到无理的打击。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1960年在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时，更是被当作重点对象。“”期间，牛棚，隔离审查，劳动虽说这是当时知识的普遍，但我看着蒋先生这样忠厚志诚、谦良的一介书生，心想：他，与人相处连个恶声也从不会有，更不会去别人，不会介入纷争；他满脑子想的是学问，不倦探索的是理论，钻研的是形而上，面对自然或生活都会从中去发现或感受个中之美，就是他的最大快乐；甚至在他受尽之后，反倒乱中偷闲，更加浸沉于美学研究。似乎像他少年时代在家乡时喜欢爬山，当风起之时，松涛怒吼，山鸣谷应，就会引起他一种说不出的心灵震颤，领略自然的色彩与声音的美，激起他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他的学生郑元者曾说：“无论客观发生什么变化，他总是念情于学者的斯文和学术的。他努力守护一个读书人的本色，追求读书人的品格、境界和。”正因为如此，我百思不解的是：那一场又一场的，一个接一个运动，偌大的世界让读书人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概出于这样的心情，1982年我在看望蒋先生以后，写了一篇访问记，用的题目就是蒋先生和他夫人濮之珍先生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蒋孔阳的最佳时期”。他说：“现在确是我的最佳时期在我们学校、在社会上，读书风气很浓。知识都能搞自己的专业。过去教员中写文章就像做什么错事一样，常常要受”
那正是、解放思想之时，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弃旧图新、勇于探索的生气。尽管抱残守缺的现象也很严重，新旧思想交锋也很激烈，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安定的，对蒋先生这样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专家来说，真的成了最佳时期。在此后的20年间，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和赞誉；他的门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美学专家；他一系列论著特别是《美学新论》被誉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他对中国古代音乐、绘画、唐诗的艺术美都有自己的独特解析；他主编的《十九世纪美学名著选》《二十世纪美学名著选》以及和他的学生朱立元教授共同主持的七卷本《美学通史》编著都成了美学研究教学的基石；他的美学理论集成朱光潜、白华等前辈大家之说自创天地而蜚声。这一切都已有他的师友多方论述，无须我再赘述。但我每每看着蒋先生的著作，就会觉得中国的美学研究至此堂庑特大，感慨特深。
蒋先生后20年丰硕的学术成就又一次证明一个和平的对于学术发展创新是多么重要。蒋先生一方面为此兴奋，紧紧抓住这个机遇或谓“最佳时期”，始终浸沉在读书与学术研究之中。他几乎不太注意名声远播带来的荣誉和影响，始终认定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只不过“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做贡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而已。这种平静朴实的生命观是这位美学大家的写照。我与他不生活在同一城市，在偶然相处，偶有书信交往中，却深深感受到他的这种人格魅力、大家风范。如他学生描写的那样，有时他显得有点木讷，说话像是喃喃自语，谦和诚恳，从无半点如某些所谓“大师”的张扬争先之意，那种自然流溢的平和情像一种磁性的亲和力吸引着周围的师友学生对他的亲近和。
在那些日子里，蒋先生有时到开会，我只要得悉总会设法去看望他，即使远如有一次在万寿招待所；他也总是记得我，如有一次是请潘凯雄转邀参加的蒋、濮先生在京西宾馆的宴请餐聚。几乎从认识开始，我们之间就不是一般的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蒋先生在信里常会热情地说对我们的忘年交有“知音”之感，有“亲切之感”我很高兴但也很。他是前辈，我心想成为他的私淑也因学养不及而不够格，更遑论“知音”了；但“亲切”确是如此，也正显出先生对待后学一向都是平等厚爱的。
1990年初，我突然离职。许多师友纷纷写信打电话询问原委，蒋先生是最早来信的一位。他关切地问我这消息“不知是否是真？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真，对您倒是好事。这样，您可以潜心写作，埋头著述，完成您多年的夙愿。但愿保重身体，自求多福”。我读到这里，心中像是在低唤着“知我者蒋先生也”；与蒋先生虽然相隔万里，他却是真正了解我关爱我的。我在回信中告诉先生：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心情异常平静轻松。只是以后许多年由于我的离群索居，与很少交往，与蒋先生也因此疏于音问，尽管心里一直惦记着他。
时光荏苒，1999年蒋先生远行仙逝的消息传来时，我感到意外。因为蒋先生享年还只是77岁，完全可以再延年益寿的。之前虽听说他住院治疗，以为不会有什么大碍。我总觉得这些年他为学术付出过于辛勤劳累所致，真是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如今社会能有几人！
这样的想法日久成形。2004年在一次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朋友谈天时，说起陈列在馆中的作家书房，都是从事创作的大作家；提议也应关注有创造性贡献的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家，譬如像蒋孔阳先生。这个浅见得到他们积极赞同，并开始着手进行；更得到濮先生的支持和帮助。筹备工作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终于有了的结果。2014年6月，蒋孔阳书房展正式落成揭幕。我仿佛看到蒋先生的形象定格在那里：静静地独自坐拥书城，嘴角微微轻展着慈爱的笑容，像是完全醉心在书里了，和煦的阳光抚照着他丰满的脸庞，他是那样平和，心底却像有一个宽阔的美的世界。我为蒋先生感到欣喜，这将有机会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他，了解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家的生活、工作和为人；也正可借此告慰已经离开我们16年的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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