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编者按：

　　2015年是世界反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时期的爱国学者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不仅对于凝聚、团结奋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展现了他们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的坚守与。本刊本期推出此文，意在截取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剪影，纪念他们在那段岁月中的特殊贡献；并以他们的和事迹，后学。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集体写作，孙少华执笔，刘京臣、马昕、石雷等主要参与撰写及资料搜集工作。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但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其特殊的学术价值，亲历并了历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当时，无数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或投笔从戎，勇敢地抗日前线；或以笔墨为武器，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和，为中国抗战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书斋到抗战一线

　　抗战时期，郭沫若、范文澜、胡小石、陈寅恪、游国恩、唐圭璋、缪钺、王季思、程千帆等一大批古典文学专家都参与到抗战文学活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满怀报国理想，陆续进入延安，成为当时抗战文学中颇具活力的力量。

　　“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陈寅恪、郑振铎、浦江清等知名学者，时刻关注战事发展，主张积极抗战。“八一三”淞沪大战，日军攻入上海，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被付之一炬。日军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戕害，激发起了郑振铎先生“遇书必救”、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他自觉担负起保存中华民族文献的重任，誓言“要把这保存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爱国知识将爱学问与爱祖国完美结合起来的崇高情怀。1935年，中国在北平领导抗日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邹韬奋、章太炎、林徽因等对学生深表同情。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高校迅速联合起来，呼吁抗日。上海文化界100多名知识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著名人士蔡元培、郑振铎、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83人被推举为理事。当时上海的《文汇年刊》，既是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又是刊发纯学术作品的专门刊物，其中文学部分由郑振铎负责编写。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史哲研究专家积极投身学术研究，通过丰硕的研究表达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和书生报国的。朱自清、王力、许维遹、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等人的著名作品，都在此时陆续完成或出版。西南联大空前的学术繁荣，一扫长期积压在国头的战争阴霾，为全国抗战输入了丰富的营养。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书斋学者，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闻一多，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以《诗经》、《楚辞》、乐府、等上古文学为主。后来，他积极投身活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联系起来。处在抗日第一线的爱国学者，即使在非常艰苦、非常的抗战前线，依然学术研究。张煦侯的《通鉴学》就是在淮北苏皖边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的。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为学术研究作出的又一特殊贡献。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与《十书》、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从宏观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

　　旧体诗词与其他曲艺形式，成为当时爱国文人与抗战将士抒发爱国情怀、宣传抗战的重要文艺形式。、、成仿吾、吴宓、杨树达、吴玉章、陶铸、吕振羽、李一氓、范长江、阿英、田间、沙可夫等人，都曾参加过不同的诗社活动。当时重庆的饮河诗社，非常活跃，朱自清、缪钺、郭绍虞、吴宓、王季思、程千帆、沈祖缺、萧涤非、曹聚仁、陈寅恪、游国恩、谢、夏承焘、浦江清，都是诗社的重要。卢冀野创办的《民族诗坛》，专门发表旧体诗词，郭沫若、胡小石、马一浮、董必武、汪辟疆、李根源、黄炎培、章士钊、沈钧儒、古直等人，都在发表过诗文。著名女词人沈祖缺创作了大量爱国诗词，其代表作《涉江词》，反映了真实的抗战情景，这为其赢得了“当代李易安”的赞誉。郭沫若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报国的，揭露并挞伐求荣的民族罪人。赵景深则采用传统文艺形式，创作出《平型关》鼓词,讴歌八军平型关大捷的英勇事迹。另外，在日本对长达50年的殖民期间，涌现出大批描述日军在、人民奋起的旧体诗作。丘逢甲、洪弃生、连横、许南英、赖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旧体诗人。

　　1945年9月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签订投降书，陈寅恪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古代文学成为中国人民最后迎来抗战胜利的重要之一。

　　国难文学：民族意识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文学”的编纂活动逐渐成为学术出版界的热点。这个命题的提出，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讴歌民族英雄与爱国志士，民族正气，号召人们重温爱国诗词，增强的爱国，鼓舞人民奋起。吴贯因的《国难文学》，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选录历代具有民族气节与爱国的诗、词、戏曲等100余篇。与“国难文学”相关的其他作品，还有孙俍工与孙怒潮《中华诗选》、邵元冲《军国民诗歌选》、李邺《注释中国民族诗选》等。

　　“国魂”是“国难文学”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提振全国人民的士气，激发全国人民抗战、英勇抗战的斗志。邵元冲《民族正气文钞》、王家颧《国魂诗选》、叶长青《国魂集》、李剑翁与袁清平《民族诗文选》、宁调元《民族诗话》、胡怀琛《五忠集》，都常重要的代表作品。

　　“七七事变”以后，全民族抗战开始，“国难文学”的表现主题更加丰富，呈现出积极抗战、不畏、乐观自信的文学风貌。强调“民族正气”和“民族意识”、民族英雄的选集大量出现。此类作品有陈其昌《民族正气诗钞》、火光波《民族正气文选》、猎人《正气诗钞》、吴召宣《两浙正气集》、卢前（即卢冀野）《民族诗选》等。鼓励从军抗战、宣传爱国和的诗歌选集也不断涌现，如罗锡岸《从军诗选》、许永璋《从军乐古诗选》、李邺《满江红爱国词百首》等。阿英对“国难文学”的贡献甚大，他创作或编纂的以晚明题材为主的戏剧、揭露近代外来侵略的小说，都是“国难文学”中的精品。他的《国难小说丛话》，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起了国人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他的《中法战争文学集》则汲取中法战争中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抗战提供了思想支持。

　　民族文学：追寻民族灵魂

　　20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提出了“民族文学”的命题，但由于最初他们文艺运动，因而受到鲁迅、瞿秋白以及其他“左翼”文人的猛烈。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文学”再次被提出，受到广泛关注，为抗战文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民族文学”这一命题，至少有两个积极意义：一个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有机结合，号召国民摒弃人性鄙陋、发扬优良传统，树立“抗战必胜”的，增强民族复兴的信心；另外一个是揭露贼的丑恶，重新提振“民族”。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提出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三点前提：一是标本兼顾，既要主张激昂的抗战文学，又要关注忠、孝、仁、爱的传统思想；二是消积并采，既要推崇意气风发的文学，又不忽视那些悲凉抑郁的作品；三是言行互重，既要名人嘉言，又要效仿先贤懿行。

　　“民族文学”的主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学存在的传统，并从中总结历代民族英雄的经验，揭露外族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赵景深《民族文学小史》，重点考察宋、元、明、清的民族文学史，书末附《杜甫逃难》、《戚继光精忠传》、《明末遗恨》、《江阴义民别传》、《嘉定义民别传》等，通过“破家之痛”激发人民的斗志。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论述了宋代至辛亥时期的民族文学发展史，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边患”、“倭祸”、“种族战争”、“对外战争”等问题。职是之故，探寻中华民族在异族入侵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和复兴之，为国民指出一个的抗战前景，便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项主要任务。梁乙真《民族英雄诗话》，分别论述“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近世中华民族萎弱的原因及其复兴之”、“历史上外族侵入中国后的政策”、“历史上汉民族异族运动的策略”、“民族战争的历史教训”，并论述了宋、元、明、清100位民族英雄的事迹。

　　沈薇曾对抗战时期“民族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服务于抗战的同时，也从内容与形式上推动了自身的发展。直到今天，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仍然给我们带来很多。

　　忧患文学：凝聚民族意志

　　抗战胜利后，梁从诫曾经问过母亲林徽因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日本人打进四川，他们会如何选择？林徽因以“投江”之志，表达了爱国知识的传统气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民族面临着灾难的岁月里，很多知识首先想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坚定了的斗志。

　　抗战时期，屈原与楚辞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原因在于他们遇到了与屈原相同的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的，又给抗战时期的爱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对普通百姓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苏雪林、姜亮夫、刘永济等，都是屈原与楚辞研究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的《屈原》、《蒲剑集》、《屈原研究》都努力挖掘屈原的爱国，以激励国民抗战。他在《蒲剑·龙船·鲤帜》中说：“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了人们的注意。”

　　与楚辞、屈原研究一样，《诗经》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也非常关注抗战与民族问题。林柏华《中所表现的民族》说：“我们研究民族文学，固然一方面给我们以莫大的策励，但一方面却给我们对先民生活的充分了解。”另外，汉赋、六朝乐府的研究，也与抗战现实联系起来。朱濬《乐府诗中所见之民族》，就是重在发明乐府诗歌中的“民族”与“民族思想”。唐宋以后的文学研究，亦多集中讨论民族和抗战意志。陈灼如编著的《晚宋民族诗研究》、陈安仁的《宋代的抗战文学》，都侧重挖掘宋代主战派的抗战文学和晚宋诗人的战斗诗篇。这些著作，对从历史与文学中寻找抗战经验、宣传抗战、凝聚抗战意志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明清文学研究，尤其会给读者带来沉重的感受。这是因为，明清以来，中国曾多次遭受日本的侵略。明代倭寇之患不说，近代的甲午之耻，最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

　　历史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洗百年国耻，强烈地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在那场攸关的伟大战争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抗战、参与抗战。或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或与日本人的学术合作、积极组织并参与抗战活动，或积极撰写传统文艺作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便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选题也大多与那个特定的时代相关联。在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真正与时代、与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出了自己的时代强音，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首先，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关注现实的责任感。文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关于社会的研究，关于人的研究。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然要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喜怒哀乐。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想深入理解作品，就必须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这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究工作者走出书斋，关注抗战，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研究，深深地镌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的。相比较而言，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有点边缘化，越来越私人化。这种情况，严格说是了文学研究的特质的。当我们深情地纪念前辈学者的时候，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今天学者的是什么，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有传承文明的历史感。文学研究，虽然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但绝不应远离现实、孤芳自赏。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对古代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普及，了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可以这样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胜利。大家都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如果说物质文化是民族的肢体和骨架，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一个民族离开了根，它的物质再发达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一个空洞的躯壳。在这里，文化其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血脉作用。进一步说，这个作用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归根结底，这种“软实力”，要比通常所说的“硬实力”更强大、更耐久。文学研究工作者，理应在这方面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当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历史的重托，仅有良好的意愿还不够，除深厚的知识储备与精湛的学术研究外，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在不久前《文学遗产》“新世纪十年”论坛及其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个问题。刘跃进先生指出，爱国思想对前辈艺术家与学者的创作和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抗战时期，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从而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曾首次提出了“龙”图腾命题；此后，历经众多学者的“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成为时代的强音。正是学者们这种勇于担当的，使得他们能够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从而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学术前辈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迪。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代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依然要这种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和人民的理想联系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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