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
人物介绍:周惠, 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 1937年参加, 1938年加入中国。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 1952年起,先后担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省委处和省委常务副等。 1959年,在著名的 “庐山会议 ”上被卷入了 “彭、黄、张、周集团 ”的旋涡。 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 1978年,任自治区委第一。 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自治区委第一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 “分!半出家也能成佛! ”此话被在场的《》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 “集团 ”,不应该叫 “彭、黄、张、周 ”,而应该叫 “彭、黄、张、周、周 ”,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 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 “周惠与庐山会议 ”也是 “党史资料抢救工程 ”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 “集团 ”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的在起作用吧 ……,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也不是。
周惠:他是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的器重,选他当 “通讯秘书 ”,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 “密折专奏 ”,可以 “ ”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的信,被加了一个标题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 7月 23日上午,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 “左 ”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的作为 “很像斯大林晚年 ”、 “ ”、 “翻云覆雨 ”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长,一向自称毛的 “大警卫员 ”,负责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曾经对他的信任,给写了一封信,说明 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相信我是以我的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 “斯大林晚年 ”的问题,这颗就爆炸了,因为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叫 “欺君之罪,天地不容 ”,是要灭门的。按照新,则属于党、欺民、,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但我们并没有。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 8月 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 “我的、反中央、反毛活动的扼要交代 ”,承认 “去年的和总线 ”,承认 “大肆和中央的领导 ”,承认写信是为了 “ ”,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 “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
李锐以 “同案犯 ”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 “托孤 ”,小舟是个有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床前, “军事俱乐部 ”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彭总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 7月 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 “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 1965年,彭德怀的时候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 ”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 “军事俱乐部 ”, 7月 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 “夜闯美庐 ”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 1962年七千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秘书出身,在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 “通讯秘书 ”,他和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一大代表,后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汪精卫做了,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 “右倾机会主义 ”、 “里通外国 ”、 “军事俱乐部 ”。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杀降不武 ”,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 “夜闯美庐 ”的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外一切职务,)。
整个庐山会议,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 42岁,很有才华,又受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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