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宦海沉浮、兼济天下的诗歌人生
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的地位上升之快,是令人惊讶的。这既是蒋介石军事才能的体现,又是他对不断追逐的结果。蒋介石极强,对总统之位垂涎已久,但其当选之却是充满波折。
中原初定 通过约法欲“训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战胜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已到,想挟军事余威,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
1930年12月,在三届四中全会上,元老吴稚晖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出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1931年初,提案通过后,四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致电给广东籍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邓泽如等人,希望以国家前途为重,摈弃前嫌,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抱着“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的胡汉民,虽在南京国民成立之初帮了蒋介石不少大忙,但看到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见人就大发牢骚表示不满,想用院长之职行使法律其。蒋介石不吃文人这一套,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骗至南京汤山起来。
蒋介石开始着手起草约法。被的胡汉民通过文官长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仁,联系孙科,决定反蒋。反蒋暗流涌动。古应芬辞职南下,孙科带领再造派去了广州,新任院长林森、院长王宠惠也都离开南京。4月底,反蒋派以蒋介石非法胡汉民为由开始发难。胡汉民、孙科、汪精卫、陈济棠、李仁、白崇禧等人形成反蒋大联合。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国民会议有流产的。
蒋介石也管不了够不够人数,合不定程序,于5月5日,硬着头皮照样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用的形式了主义,确立了,加强了蒋介石的。
蒋介石,引起了反蒋派的极大不满。5月27日,反蒋大同盟在广州会集一堂,联合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与蒋介石的南京对峙,形成宁粤局面。反对声势不断加大,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乱手脚,使出以守为攻、拉拢分化的老招术,但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
就在蒋介石将精力用在对付反蒋派和“剿共”之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结束了胡汉民8个月14天的并道了歉。宁粤双方开始议和谈判,粤方提出的合流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面对困局,蒋介石以退为守,于12月15日请辞国府和院长之职。12月22日至29日,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林森当选国民,孙科当选院长。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到溪口老家“还乡归田”去了。
孙科还没有走出“公子哥”的状态,面临财政外交两题,很快感到支撑不下去了。1932年3月1日,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代替原先负责军事的国民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又重新上台,虽然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了孙科,而且还当上了更大的“蒋委员长”,但是面对内忧外患,加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白居易生活在大唐王朝运转失灵、藩镇悖逆、戎寇交讧的历史时期,宦官、牛李党争使得官员朝升暮黜如同儿戏。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发奋读书,荣登科场,光耀门楣;中年时期的白居易兼济天下,疾诤强谏,为民,却负屈衔冤,被逐出中心;晚年的白居易为蝉蜕于漩涡之外,选择了中隐之,虽略显消沉,但兼济之志未泯,还是在不们的情况下为人民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会昌六年(846年)八月,他在宦海浮沉中走完了的一生。
一、客场才俊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传诵千古、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该诗摄原草之神韵,绘古原之春景,送壮别之情怀,匠心独运,新意迭出,乃古诗中一流佳品。
据《幽闲鼓吹》所载,贞元三年(787年),白居易打听到曾在长安做过官的大诗人、画家顾况住处,便拿着自己的诗稿登门求见。那守门人见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十六七岁青年人,便搪塞不肯通报。白居易说了许多好话,说将来要到长安赶考,烦请顾大人指点一下,并将自己诗文稿本递上,请求转呈顾大人。那守门人见白居易说得恳切,便接过诗稿,转身门里内庭。书房里顾况正在读书,见门人持一诗稿进来,知道又是有人来请求指点诗文,便挥手让门人将书稿留下,示意有请。
白居易随着门人,来到顾况书房。顾况见白居易进来,瞟了他一眼,便放下笔,拿起放在案上的诗稿,见写着“白居易”三字,说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一时语塞,。顾况一边说一边翻阅白居易的诗稿,只见首篇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当读到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由得脱口称赞:“好!好!能写出这样的妙句,住在长安便没有问题,快,请坐……”白居易忙坐下。顾况询问了白居易身世及学业,白居易一一回答。顾况又就其诗作谈了些自己的看法,并对白居易大加勉励,然后,端起手边茶水,小喝一口,顿觉沉香留齿,回味无穷,并暗自庆幸,幸亏没把这后生小子拒之门外,否则,岂非沧海遗珠?谈话之后,顾况又亲自送白居易出大门。白居易在顾况的激励下对前途充满了信心,焚膏继晷,昼夜苦读。
然而,要想科举中第也绝非易事,况且,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是大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唐代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郑州新郑县城西12里东郭里村白家大院出生。建中四年(783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十月,径原军5000增援襄城,途经长安,发生兵变,德仓皇出逃至奉天,朱泚据长安称帝,此时,白居易才11岁。此时的唐王朝是拆东墙补西墙,时而,时而招抚,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军阀混战,百姓遭殃。居易,居易……居之确实不易。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对白居易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这年他参加朝廷为天下学士举办的进士科考试。春媚的长安,车水马龙,火树银花,一片欢腾,满城百姓都在欢庆正月十五。大概是白居易心理负荷过重,感觉自己已年近三十,若不能考中必然父亲临终嘱托,又将何以面对母亲、兄妹,更无言面对赏识自己的顾况等前辈,白居易在客店里病倒了。他特地写了一首《长安正月十五日》:“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科举的竞争激烈程度确实非当今的高考可比,通过乡试选拔后的近千学子参加科考,中第者必然寥若晨星,其中又不乏没等进考场就被内定中第者。冬去春来,时光荏苒,岁月可不饶人,白居易不由得悲从中来,辗转难眠,日间睹物怀乡,倍添伤情。他的《长安早春旅怀》记录了此时的心情:“轩车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帘愁,日暮青山望乡泣。风吹新绿草茅坼,雨洒轻黄柳条湿。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愁归愁,该面对的总该勇敢地面对,白居易强撑病体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
进士考试分三场: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试帖经,第三场考策文。考试采用淘汰制,首试不合格,则不必考第二、第三场。所以应试者尽管有千人之众,但每考一场就刷掉一批,到最后也就是凤毛麟角了,而三场中,首场尤为关键。
白居易下笔琳琅,辞意并佳,此次科考共17人中第,白居易位列其中,一扫考前心头阴霾。在庆祝之时,白居易急不可待,想要回洛阳,回到母亲身边,与她一起分享这喜悦。他告别了同年登第的友人,执意东归。几位同年便送他出长安城。临别之际,白居易作《及第后归觐留别同年》相赠:“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擢第未为贵,贺亲方始荣。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别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
白居易终于实现了自己十几岁时拜见顾况时所表达的要去京城参加科考的夙愿,并且,科考中第,光耀门楣。
贞元十九年(803年)秋,32岁的白居易参加吏部的应选,在吏部侍郎郑珣瑜的主试下,中书判拔萃科。同时及第的还有元稹,两人谊属同年,且同授秘书省校书郎,自此结为志同道合的笃友。白居易曾称他们两人是“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交情之深,可见一斑。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元稹校书郎任职期满,两人一同埋头攻读,准备参加制举,他们各自写成《策林》七十五篇,提出振衰起敝的救世良方,希望可以解民急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四月,唐宪亲自主持开选,白居易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元稹为三等。依等授官,白居易出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元稹为左拾遗。
二、兼济
上任不久,白居易在当地友人的陪同下同游仙游寺,当彼此谈起玄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50多年前的天宝往事如在眼前,白居易便在此时写下了有名的伤感诗《长恨歌》,诗的开头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定下基调,接着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男女”,辛辣地了唐明皇误国,造成终生憾事,后世当以此为鉴。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被调回长安,先是任集贤殿校理,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年)到五年(810年),又任了近三年的左拾遗(跟前的谏官)。这个时期,白居易抱定“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宏愿,“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写了许多启奏。这些启奏,词情激烈,切中时弊,深为者所不喜。但白居易在恶面前刚直不阿,他把身家性命,以护道降魔。由于担心落入太监手中,他反对宪任命宦官吐突承璀做“招讨处置使”,疾诤强谏,当面宪犯了大错,宪,要处分白居易。幸亏宰相李绛说情救护,白居易才得以幸免。
这期间,白居易一面做谏官,一面利用诗歌作为武器,宣传他的主张,。他后来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讲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动机:“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他称自己的这类诗是讽喻诗。讽喻诗是他本人最为重视的一类诗。白居易留下讽喻诗17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诗五十首。这些诗文,无论命辞、命意,还是命题;无论宏篇长文,还是片章短什,皆深刺当时之弊,切中之隐。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病逝于长安,他们全家迁回下邽故里,为母亲守孝。这年的冬天,白居易又痛失爱女。一年之内,连失两个亲人,这对特重感情的诗人打击真是太大了。“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诗人,终于病倒了。
病痛中的白居易仍然关心着民生疾苦。元和七年(812年),他写下了名篇《采地黄者》。诗中写农民因旱灾断了口粮,只好采地黄给豪门,换取豪门家的马饲料充饥。人不如牲畜,这是何等的不合理!诗人虽然不做谏官了,但仍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元和八年(813年),诗人守孝期满,但迟迟不得任职。家中生计,他决计务农为生,经常“面黑头斑手把锄”,亲自参加劳动,与农民朝夕相处,交往甚多,感情更深,对农民的甘苦体验也更为深切。“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正是有乡间务农的亲身经历,白居易所写的这些悯农诗才显得格外真挚感人,表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无限同情,颇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风。
元和九年(814)冬,诗人被任命为左赞善大夫,职责是向太子规过。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派人暗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击伤。白居易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国耻”,当天就率先“急请捕杀刺客,以雪国耻”。早已对白居易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的们借口左赞善大夫不是谏官,白居易不应越权在谏官上疏之前议论国事。又有人,白居易浮华无行,在母亲看花坠井死后,仍作赏花和新井诗,有伤名教,不配做太子的左赞善大夫。俗话说,“独虎不敌群狼,蚁多咬死蟑螂”,在毁贤誉恶的轮番“拍砖”下,宪了这些,先把白居易贬为江表刺史,诏书刚出,又下诏加贬为江州(今江西)司马。,志在兼济、为国为民、披肝沥胆的诗人挨了当头一棒,负屈衔冤,被逐出中心。他带着无限的惆怅和怨恨离开了京城,美志不遂,实可痛惜。他很清楚,自己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自此,诗人的思想和文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44岁上遭受的这场上的打击,对诗人后半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司马之职近乎无事可做,于是白居易余暇多了,铢积寸累,所存的诗文也多了,于是开始整理自己的诗作,编成十五卷,约八百余首,分梨别枣,共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编成后,他在卷末题了一首诗,赠给元稹和李绅:“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从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与元稹、李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艺术追求。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致力于自创新题,即一题写一事的新乐府诗的创作,他们的鼓吹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创作最丰,成就最高,他的诗经常被元稹、李绅等人仿效、借鉴。新乐府在内容上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不以是否入乐为标准,是相对于古乐府而言的。
这一时期,白居易还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道,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写成了著名的《与元九书》。这是一封论诗的长信,阐述的文学理论完整而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
白居易文学理论的核心是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诗应植根于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诗人说乐府诗的作者们“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也是这个意思。他在强调了文学反映现实的根本性质以后,又阐发了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白居易当时一味、不敢触及时弊的创作风气,呼吁诗人多写“意激而言质”的“美刺”诗歌,真正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效应。白居易提起自己的学习经历,说自己“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看来只有经历一番寒彻骨,才能嗅到扑鼻之梅香,优美的文辞就是这样炼出来的。“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经验之谈对我们学习与写作都裨益良多。
三、晚年岁月
29岁中进士,32岁“拔萃”登科,35岁入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后来成为翰林学士,又任左拾遗,从入仕到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时期,白居易可谓顺遂,他自己也曾自鸣得意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人生的转折点,前后诗风判然两途,前期的“讽喻诗”渐少,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增多,他很少再过问,“尽不关吾事”(《读经》)、“从今口不言”(《重题》),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中晚唐时期,朝臣与宦官之斗、牛党与李党之争异常激烈,官员朝升暮黜如同儿戏,白居易为蝉蜕于漩涡之外,选择了中隐之。他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与现实若即若离,希望“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这是他经历宦海沉浮后,为求自保,希望退居林泉的真实写照。他在晚年的中隐生活中寻求寄托,在儒、释、道的思想纠葛里实现内心平衡,闲云野鹤、逍遥自在的生活令他惬意、自足。悠悠山水,寄情花木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早起或因携酒去,晚归多是看花回”。
与前期相比,后期的白居易日渐消沉,但兼济之志未泯,还是在不们的情况下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在杭州时他还曾为百姓筑堤浚井。白居易晚年岁月诗风的转变是当时日渐的集中表现,是中唐牛李党争、宦官下文人自保的无奈之举。会昌六年(846年)八月,诗人白居易病逝于洛阳,一颗忧国忧民的明星陨落于大唐王朝的多事之秋,一个伟大的诗人在宦海浮沉中走完了他的一生。发,当总统的事看来是要搁一搁了。
二、国府还都 迫不及待忙制宪
抗战虽然搁置了当总统,却使蒋介石实现了以前难以完成的国内军事力量的统一,还作为中国战区抗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了“民族英雄”的美誉,其和达到顶峰。
蒋介石集党(总裁)、政(国防最高会议、院长)、军(委员长)于一身,是中国实际者,但许多职务都是“中国特色”的,参加外交活动时需要翻译老半天,还会让认为他是个“军事者”。那个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的“国民”,早已让老蒋设成虚职,不经意间已经给林森当了十多年,一时也不好意思收回。好在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病故,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出任国府。虽早已在握,蒋介石当总统的依然强烈,看来他还需要一个表面、政党集中,实际依然的“新包装”。抗战胜利后,处于巅峰的蒋介石认为机会成熟,不想再拖了。但当总统当应有个程序,否则,又要让人笑话了。
中进步力量提出抗战胜利后召开,先使老蒋部分和,组成联合,然后再重组能够体现中国志的国民。蒋介石顺势开始部署召开,想当“民选”总统,但避免内战争取的主张他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国共双方分歧明显,谈判没有进展。为了蒋介石的,联合拟实行内阁,总统被设为虚位元首。
1946年,为了正常召开,作了让步,1200名10年前的代表和850名新选举代表,共2050人成为代表。蒋介石得寸进尺,要求以《五五宪章》为蓝本通过。《五五宪章》照搬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条文,赋予蒋介石极大,还要取消地位。中进步团体当然无法接受。全面内战爆发后,反对召开的态度更加。
蒋介石一边打内战,一边不顾、民盟及其他爱国人士抵制,筹备召开国大。1946年11月12日为国大预定开幕日,为表“”,欢迎参加,南京发言人还表示会议推迟3天,在大会团中为、民盟分别保留了5个和4个名额。在的影响下,许多代表没有出席,最后到会的只有1355人。
国大召开的第二天,谈判代表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谈判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强烈蒋介石召开“”准备通过伪,声明不承认这次大会。
蒋介石增加了两个大会团名额,把青年党和民社党拉了进来。国大开得“有声有色”,制定了采用议会制的。12月25日,《中华》通过并于1947年1月1日公布,随后成立了全国及各省、市选举事务所,并筹备举办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的选举。根据选举法,国大代表和的选举为直接普选,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参议会以间接选举法选出。
三、战事不利 “回光返照”当总统
由于种种“剿共”不力,蒋介石筹划已久的“行宪国大”延期至1948年3月底才匆匆开场。洪友兰丧气地说,东北只剩下、沈阳等大城市,如不提前召开,两地被占领,国大就没有东北代表了。蒋介石打气说,实行,选举“总统”,就能争取到更多美援,消灭就不难。
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危机,已经使蒋介石的威信大打折扣,甚至受到了美国的。蒋介石“以退为进”,表示“不参选总统”,提出希望胡适当选。这样做,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忽悠”美国人,二是因为“总统”并没多少实权,三是蒋介石想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让李仁放弃竞选“副总统”。
胡适终于被候选“总统”,但李仁是铁了心地要当“副总统”。蒋介石似乎有点后悔“偷鸡不成蚀把米”。好在内要求蒋介石候选总统的呼声很高。很快,“总统”在上被授予实权。蒋介石被众人“劝驾”,欣然接受中央“总统”候选人提名。
既然是选举,总不能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吧,好在终于有居正陪选。选举结果可想而知,蒋介石终以2430票当选“总统”,居正以269票落选。
“副总统”选举竞争十分激烈。最后李仁终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微弱胜出,当选“副总统”。李仁是实力派,其桂系实力在当时仅次于中央军,蒋、李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是“兄弟”,又是“对头”。李仁当选“副总统”后,有白崇禧在外手握,在内参与上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这怎能不让老蒋心存余悸?就连于右任向李仁表示祝贺,都算得罪了蒋介石。蒋、李之间的矛盾此后更加白热化。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上戏弄了一下李仁,自己穿着长袍马褂,使一身笔挺军服的李仁,活像一个大副官。
有人以两位“总统”候选人名出上联“蒋居正”,意为蒋介石当选“总统”,位居正中。不久就有一下联对出:“徐来。”徐来是位电影明星,与并列是有点牵强,但却能让人想到部队就要打过来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没有忘记光耀祖。他在内专辟修谱办公室,聘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将自己出任由国家“”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总统”之职写进族谱。
四、初衷
好梦难圆再下野
5月20日,是蒋介石正式就任“总统”的好日子,但他没有一点好心情:“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沉闷,似乎到处都是,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更切辞职矣。……之跋扈,只顾夺利而不能存有历史与民族利益之存在也。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无奈只有决心辞职下野之一途而已。”
圆了“总统梦”的蒋介石很快就从梦中惊醒,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开始后悔当“总统”了。6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安对张治中说:“从四月到现在,是最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我在庐山已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之出来当选。这是一种转机,一个重大的关键,能够照我的愿望做到便好了!但是大家不赞成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一时挽转不过来的。”
经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的三大战役,解放军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东北、华东、中原地区已经被部队占领。
蒋介石的“败相”早就给美国人看出来了。美国在华官员们的报告,详细了蒋介石种种和南京的现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由李仁接替蒋介石的,并开始与桂系密订计划。
李仁等人知道蒋介石主张与决战到底,但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又不被看成和谈对象,正处于战不能胜、和没人谈的尴尬局面。美国也公开出面逼蒋下野,12月25日,司徒雷登亲自出马来到蒋介石官邸劝其下野。宋美龄在美国争取美援依然没有进展。没有夫人陪伴的蒋介石度过了一生中最难过的圣诞节。
面对桂系逼宫,蒋介石不但表示“余欲引退,必由主动”,决不接受任何方面压力,还曾军统暗杀李仁,后觉不妥而取消行动。
形势对蒋愈加不利。1949年1月17日,司徒雷登对李仁明确表示,如果一周内蒋介石不肯下台,美国将支持李仁到武汉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态度如此,知道是该下台的时候了。21日上午,蒋介石在美龄宫三楼凯歌堂告辞,中午,宴约五院院长,表示辞行之意,下午2点,在憩庐官邸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表示引退,“让德邻(李仁)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进行和谈”,并且“五年之内绝不干预,但愿从旁协助”。李仁在接职文稿上签字后,会议结束。当天,南京中央社正式播发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下午4点10分,蒋介石面容憔悴,穿上浅色长袍、深色马褂,一手拄着拐杖,与送行的官员一一握手后,携宋美龄登上“美龄”号专机,往东南方向飞去。他知道这一去很难再回来了。蒋介石,对当初劝驾的人抱怨道:“当初自己不愿当总统,就是你们这些人硬将我推上总统宝座,这是个天大的错误,才搞到这种局面!”蒋介石的这次“总统”任职只有9个月。
李仁于21日便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早有预言要当就当“真”,如果“代理”则将一事无成。李仁上任后很快就知道了有职的滋味。
五、兵败 复职“总统”居一隅
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就在李仁的“副总统”办公室对面,虽然空着,李仁始终没搬过去。李仁还是常在傅厚岗官邸办公。过去是不想与老蒋碰面,现在是看到老蒋的空位子都不舒服。蒋介石的戎装照还挂在总统办公室墙上,就像是幽灵一样,掌控着一切。
蒋介石在溪口频频会见军政领导,对军事、、经济、人事仍在掌控。来溪口的将领络绎不绝,如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林蔚文、李弥、阎锡山、刘斐、刘安琪、袁守谦、熊笑三、万耀煌、陈诚、宋希濂、关麟征、俞大维、周至柔、胡南等,溪口俨然才是军事指挥中心。李仁请阎锡山和居正带信到溪口,表示对蒋干扰和谈的不满。
4月20日,国谈破裂。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李仁离开南京后,没有随国府迁粤到广州履职,而赴桂林老家闲居,向蒋提出条件。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调解下表示:“一切交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李仁继续着残局。
蒋介石以总裁身份指挥着顽抗。在的地盘不断缩小,国民由南京迁至广州。蒋介石出访菲、韩后于7月14日飞抵广州,任“非常委员会”。蒋、李关系日益紧张,张发奎还曾劝李仁“把蒋介石扣起来”。李仁没有蒋介石,却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教训了老蒋一番。一向只会教训人的老蒋面对诘责,只能默默聆听。8月,蒋介石在成立“总裁办公室”,负责实际指挥。
蒋介石离粤返台后,又两次赴粤指挥防务,但一点没有减缓的溃败速度。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又迁到了重庆,后又迁至成都。李仁面对败局,既不辞职,也不表示退意,以“治病求医”为名一走了之,去了美国。蒋介石负隅顽抗,于12月10日午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专机离蓉赴台。
李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年2月12日,为了替蒋介石的复职制造“”上的依据,提请“”李仁。许多“国大代表”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3月1日,蒋介石“不负众望”重新上台,宣布恢复行使“总统”职权。但这个“总统”只不过是个地方行政长官而已。
作者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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