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根据他的看法，要确定在草地里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仅是由于饥寒交迫或者藏民的伏击而死亡。盐是另外一个元凶。红军的食物里缺乏食盐。他们在之前的征程中有过很多食盐，但是并没有一直累赘地带在身上过雪山草地。草地里找不到盐分，他们吃的东西里也没有加食盐。这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危害。“我看到战士们在前面走着走着，忽然就有一个人垮下来。”他说道。“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他只是喃喃地念叨着老家的地名，然后嘱咐我们：‘跟家里人说我没了。’就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所有人都在泥浆里滑倒过，大家看起来都像是西安考古宝藏中陈列的兵马俑

　　姬鹏飞曾经在长征中担任医护人员。像很多同志一样，他认为草地给人带来的恐惧无与伦比。

　　“乍一眼看去你像是走在一条上。”他说，“但是几支部队走过以后，后面留下的是一条布满泥浆的水沟。”

　　没有可供宿营的地方。没有地方是干燥的。也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时已经精疲力竭，濒临病倒的边缘，有些在泥浆里倒下以后就再也没能爬起来。

　　“在草地上损失的战士比过雪山时还要多。”姬鹏飞说。“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清点人头看还有多少人在。有些战士在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还活着。他们睁着眼睛，但是直不起身来，也说不出话。我们扶他们起来，但是他们又重重地跌回泥塘里，就这样死去了。”

　　过草地如此，海拔高是其中一个原因。医生中有很多自己已经病弱不堪。他们还得一遍遍在沼泽地中来回穿行，寻找因病掉队的战士。

　　1984年时涂通今的职务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他气度不凡，个子很高，头发灰白，戴着角质镜架的眼镜，言辞准确而威严。他说空气稀薄是导致战士们虚弱的原因。所有人都在泥浆里滑倒过，大家看起来都像是西安考古宝藏中陈列的兵马俑。医生为晕厥的战士开了樟脑和嗅盐进行治疗，但是有些人再也没能康复。

　　戴正启医生认为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1935年的时候他只有16岁，但已经是个参军一年的老兵了。最初的时候他是宣传工作者，负责在墙上刷和海报，但是在过草地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了卫生员。他喜欢思考，曾经多次反思过草地的经历。

　　根据他的看法，要确定在草地里到底有多少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仅是由于饥寒交迫或者藏民的伏击而死亡。盐是另外一个元凶。红军的食物里缺乏食盐。他们在之前的征程中有过很多食盐，但是并没有一直累赘地带在身上过雪山草地。草地里找不到盐分，他们吃的东西里也没有加食盐。这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危害。“我看到战士们在前面走着走着，忽然就有一个人垮下来。”他说道。“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他只是喃喃地念叨着老家的地名，然后嘱咐我们：‘跟家里人说我没了。’就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当然，草地里的天气变化多端，战士们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但是这么多人死去不能归结于此。他们之前也都曾经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身体虚弱。他们在毛儿盖有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到底为什么？

　　“草地里没有人气。”戴医生说道。“就这么简单。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得了解我们中国人。那片天地里见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点人声，找不到任何人说话，以前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上没有人，周围没有房子。孤零零的，好像整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了。”

　　他说这就是原因。他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因此而死。

　　到第六天的时候——对某些部队来说是8月27日——红一军团抵达巴西。这是草地西北角上的一个藏人小镇子。到达的日期可能是8月28日。先头部队总是行动迅速，他们可能早到了一两天。另外的人到得很迟。

　　很多部队去了班佑、阿西或者附近的其他聚居点。部队必须分散行动，否则这些村子里本就不多的食物会消耗一空。红一军团和军团长在到达班佑前一天向紧跟在他们后面指挥红三军团的彭德怀发送了一条电报。

　　他们让他清点一下部队的伤亡。他们知道一军团的损失超过了一百人，他们已经掩埋了一些同志。但还有很多人因为找不到遗体无法掩埋。“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他们在电报上如此说。

　　10天以后他们收到了一份电报，署名是。红三军团找到了400具遗体，俱已妥善掩埋。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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