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故居抗战时期成为汪精卫行宫

　　上海市愚园1136弄30号，是今天长宁区少年宫的地址。然而这里却和我们印象中的少年宫有些许不同，在一片绿草如茵的花园里伫立着一栋高大的建筑，其外形风格很像欧洲城堡。

　　此幢建筑其实颇有来由，它曾是王伯群的故居，上海沦陷期间又一度成为汪精卫的公馆，1949年后才被作为少年宫使用，在不长的时间里，这栋豪宅数易其主，其间的人物正是一段历史变迁的。

　　此公生于1885年，贵州兴义人， 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运动，并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作为南方代表。1924年他在上海和欧元怀、马君武等人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历任董事长、校长，南京国民期间还担任了交通部部长、国立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王伯群担任交通部部长后，仍然兼任大夏大学校长，他中年丧妻之后，娶了小他26岁的大夏大学女学生保志宁为续弦，1931年两人在沪西徐园结婚。老夫少妻、校长学生，自然是哗然，坊间大量流传着这场婚姻背后的交易，如王赠保嫁妆费十万元、王为保准备留学费用四万元甚至十万元的说法，更有人直称其为“大学教育之破产”。（王伯群、保志宁：《余等婚事》，《生活周刊》1931年，第6卷合订本第30期，页644-646。）

　　保志宁不但面貌清秀，在当时有大夏大学校花的美誉，而且其家庭为满清贵族，更是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保君建的侄女，在沪上小有名气。王伯群对她追得很紧，为了讨“校花”的欢心，他在愚园建了这样一栋豪宅，交由协隆洋行柳士英设计、辛丰记营造厂施工，据说花费达到30万银元，这幢气派而华丽的私宅于1930年动工，1931年主楼已基本建成，1934年最终完工。

　　在1930年代这段时间里，王伯群除了这栋私宅外，还大兴土木地建造了南京交通部大楼和大夏大学“群贤堂”，而这三大工程均为辛丰记营造厂承办。因为涉嫌经济犯罪，他遭到了的强烈，1931年更是卷入了鸦片秘密贸易的丑闻，遭到检查部门，辞去交通部部长的职务。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评价他：“娶了一个，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

　　然而不幸的是，王伯群和保志宁作为这栋洋房的第一任主人，只在这里住了两年半。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形势岌岌可危，大夏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始考虑迁往内地。

　　1937年9月初，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和大夏大学的王伯群、欧元怀等人在南京讨论联合西迁的事宜，决定由复旦、大夏两所学校组成联合大学，第一部分以复旦大学为主体迁往庐山，第二部分以大夏大学为主体迁往贵阳，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同意了这一计划。

　　提到联大，大家立刻就会想到著名的西南联大，实际上由复旦和大夏组成的联合大学要比西南联大略早，确实是抗战期间全国第一所联合大学。

　　1937年10月25日，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庐山牯岭正式开课，是为联大第一部。不到两个月后，南京沦陷，联大第一部打算继续西迁，至贵阳与联大第二部会合，在他们到达重庆时，受到当地复旦校友的强烈挽留，四川省刘湘也提供了很多帮助，于是联大第一部只好留在此地。1938年2月，联大在贵州桐梓举行行政会议，决定自下学度起取消联大，恢复原来校名，即以重庆的联大第一部为复旦大学，贵阳的联大第二部为大夏大学。至此，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仅存在了约半年的时间。

　　王伯群随大夏大学一同迁往内地后，始终为学校的事务而苦心经营。联大第二部在贵阳成立时设于原讲武堂内，王伯群和欧元怀任正副校长，雇工进行修理，并从上海弄来图书、仪器数百箱，使教学条件有所改善。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开辟了学校生源，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1940年，大夏大学原有的讲武堂旧地不够使用，王伯群多方游说募捐，筹得资金在贵阳郊外辟地为新校址，暂解燃眉之急。

　　1942年，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和贵州农工学院合并为国立贵州大学，时任教育学院院长的王裕凯回忆道：“本校接此命令，犹如，全校，莫可名状，良以事关校本，大夏生命将从此中断！”王伯群遂与各校董商议，奔走各方，请求教育部收回成命，他曾说：“贵州为余故乡，大夏是余与一班教育界优秀人士所共同耕耘者。际兹抗战期间，余力主将大夏由沪迁黔；今天在余手里了大夏，改为国立贵大，且出任国立贵大校长，乃属‘卖校求荣’，余实无以面对诸生。因余平日训练青年，要忠于人、忠于事、爱母校、爱国家，而今天自己变节，不能交代。”（王裕凯：《抗战中的大夏大学》，陈明章主编《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

　　在大夏师生的强烈下，教育部取消了这一决定，维持大夏大学的名称及其私立大学的体制。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庆陆军医院因病逝世，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在校园里修建“思群堂”以纪念这位校长。

　　如上所述，王伯群和保志宁在那栋豪宅中未住多少年，便因战争而离开，该建筑交由保志宁的叔父保君建代管，上海沦陷后即被日本人占领。1939年3月，汪精卫在河内遇刺，侥幸逃脱，他此时已是风声鹤唳，于是离开河内赴上海，5月抵达，日本人将这栋住宅给汪精卫和他的妻子陈璧君居住，称作“汪公馆”。

　　5月31日汪精卫等人前往东京与日本就“组织”问题谈判，希望实现“中日和平”，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新的“中央”只能是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6月，他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上海，了一帮策划召开“六大”。9月初，在自己的寓所里，汪精卫主持了“六届一中全会”。（参见程舒伟、郑瑞峰：《汪精卫》第九章，团结出版社，2011年5月）

　　1939年10月3日，日本华中总司令山田中将率领一队日本军官，拜访愚园汪精卫公馆，并和他们共进午餐、观赏军事演习，愚园周围当时出动了约200名，在日军指挥下演习和接受检阅，持续到10月5日才结束，引起一阵惊慌。（《申报（上海版）》1939年10月5日第10版）

　　1940年，日本扶持下的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成立，这座“汪公馆”就成为汪精卫此后来到上海时的行宫。汪精卫集团和日本为此地的安全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的《复兴旬刊》第19期发布过一条：“汪精卫之愚园住宅四周筑有碉堡，如有人向内张望，即被拘敲打，顾此可见做者平日提心吊胆之一般。”

　　除汪精卫和陈璧君外，周佛海、梅思平、李士群等都常在此出没，将愚园1136弄内的十余幢住宅全部占据。那时整条都是森严，有百余名日夜，甚至出动装甲车巡逻，因此今天的愚园1136弄水泥面下尚铺有钢筋。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栋洋房一度作为军统局招待所。后来保志宁回到上海，通过王伯群的妹夫何应钦，请他出面收回此楼，1946年她将此屋出租给英国驻沪馆文化宣传处使用，自己仅住三楼。

　　解放战争爆发后，保志宁远走美国，1949年解放军华东军员会接管此地，长宁区委和区文化局都曾设立于此，1960年改为长宁区少年宫，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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