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脚注 —— 《脚注趣史》补注2015年2月4日
他（吉本）用一股新古典主义轻蔑的北极北风吹萎了他们对于过去进行想象性再缔造的新鲜萌芽：“上个世纪有大量学问深挚、易信轻从的古物研究者，靠着传说与保守、测度文本与揣摩词源带来的些许微光，把诺亚的曾孙辈们从巴别塔带到世界尽头。这些明智的考据家中，乌普萨拉大学传授奥劳斯·鲁德贝克是最逗趣的之一。不管汗青中的仍是传说里的事，只需是出名的，这位狂热的爱国者都将之归于本人的国度。连希腊人的字母、天文学和教都出于占古代德意志地域相当大部门的。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极北乐园，金苹果的仙子，福佑岛，以至，都只不外是对本地人眼中的这块福地恍惚、不完满的摹写。获得大天然如斯宠爱的处所在大洪水事后不会一路都是荒凉的。学问广博的鲁德贝克给了诺亚一家一点儿时间，让他们从8口人增加到2万人。然后他让他们分离到小殖民地中，去布满地球，去繁殖人类。……”（第236-237页）
对于这里的意义，《脚注趣史》里有一条“内证”，第七章在阐述十七世纪学者皮埃尔·培尔及其《汗青与考据辞典》时，提到他有如许的见地：“所有写作者，不管是异仍是徒，都为了敌手而成心……”（第264页）我们晓得了这一重布景—居心扭曲史料的景象是如斯遍及，那么，不用失对之敌或之敌有益的史料，就确实是一种美德了。
他（约瑟夫）还机智地称，若是支撑的文献是由的仇敌写的，那它就出格靠得住和可敬。（第225页）
在培尔的时代，与《汗青与考据辞典》编制接近的著作，还有塞缪尔·克拉克译注的《物理学》、埃德蒙·劳译注的《论的发源》，其配合特色在于都有大量评注和脚注，而且译注者都成心地以“注”代“著”，将一己的“很是可脚注怪之论”躲藏在这些评注和脚注里（据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汗青上的册本与科学》第9章，苏贤贵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书社2006年版）。在此意义上，不妨说，脚注是学术“猛料”的出亡所。
这种在翻译学术著作时另加添注的做法，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也提到过：“时处置汉学中，本身多系此道的特地家，故每能合翻译与补正为一事。”最出名的，如冯承钧译沙畹的《西突厥史料》，陈裕菁译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王古鲁译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还有西籍中译，如雷宾南译戴雪的《英宪精义》，潘光旦译蔼理士的《性心理学》，萨孟武译奥本海的《国度论》，也都是如斯（详见《现代学林点将录》沙畹条，第561页、第563页）。
在形式上，金庸的武侠作品不及剧作家琼森那么“严谨”，但也算得上有点“汗青考据小说”的性质。（周运按：琼森本人是博学之士，仍是藏书家，以至藏有几种中世纪写本，所以成了有考证癖的剧作家。）晚期的《碧血剑》，“真正配角其实是袁崇焕”，虽然在小说中他底子未出场；金庸后来特地补写了一篇有不少尾注的《袁崇焕评传》，附于《碧血剑》之后，这就很有“汗青考据”的味道了。最初一部《鹿鼎记》，不时同化着以“按”的形式呈现的申明，相当于随文注或尾注，好比第三十六回末的按语：“俄罗斯火枪手作乱，伊凡、彼得大小沙皇并立，苏菲亚为女摄政王事，确为史实。但韦小宝其人参与此事，则俄人以此事不雅观，有辱国体，史乘中并无记录。当时中国史官以不曾目睹，且蛮方异域之怪事，耳食传说风闻，不宜录之于中华野史，致使此事湮没。”又如第四十八回写韦小宝参与了尼布楚公约的签定，也夹有按语：“公约上韦小宝之签字怪不成辨，后世史家只识得索额图和费要多罗，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之流仅识甲骨文字，不识尼布楚公约上所签之‘小’字，致令韦小宝大名湮没。……本叙尼布楚公约之签定及内容，除涉及韦小宝者系弥补史乘之脱漏之外，其余皆按照汗青记录。”这种脚注式的申明，亦真亦假，天然是对学术正文的戏仿了。
早在兰克使得钻档案馆蔚然成风之前，比耶林就曾经在一本饰有脚注的著作中指出，档案馆会人。（第279页）
读者常常会问，培尔将其著作中最骇人、最的段落放在而不是注释中，是不是但愿借此躲过审查。（第266页）
培尔说汗青是“人类与倒霉”的出处，我不晓得，但我晓得，相信良多人也晓得，乐观主义的吉本在谈论罗马安东尼·皮乌斯时，也说过雷同于培尔的名言：“说穿了，汗青往往不外是人类的、愚笨和倒霉的记实罢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78页）他是成心无意地受了培尔的暗示吗？此外，年代更晚的雪莱也说过：“我决意分心于一种学问的研究，这种学问是我的心灵所厌恶的，然而是那般情愿改良古声的的人所必需的。我的意义就是指与倒霉的记实—汗青。”（据史高脱《史学与史学问题》，翁之达、谢元范译，书店廿三年版，第119页）
《纪年史》（《意大利纪年史》）的德文表扬穆拉托里系统地使用了原始史料，这为他看上去密密层层的著作付与了“其真正的生命”。但但愿本人的译本胜过原作，恰好由于他查抄过穆拉托里的原始史料并弥补了正文。（第243页）
胡文辉
鲁德贝克式的奇葩学者，中国也是有的，如一些研究《》地舆、殷代中国人发觉美洲之类问题的“民科”；但生怕惟有韩国人狂野的汗青想象，才有资历跟鲁德贝克对决。
《脚注趣史》出书后，对于此书引进有保举之功的陆扬先生还写了长篇书评《把注释给我，别管脚注—评格拉夫敦和他的〈脚注趣史〉》（《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对格拉夫敦其人其学作了述评，而且贡献了一点学术，为我们读《脚注趣史》供给了颇有价值的协助。对此文中的个体片段，今亦一并作了补注，附录于此。
培尔凡是被视为发蒙时代学问人思疑一切的思惟家。把他看成汗青学学问的一名奠定者，这看惟颇为奇异。……这个将汗青视为“不外是人类与倒霉”的人当然不会持有德图或吉本那样的乐观主义。（第264页）
此外，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1985》（余译，上海人民出书社2012年版）—是呼应《1984》之作，可视为《1984》的续集—也在体裁上仿照了汗青演讲，免费空间 www.8c.org.cn更包罗大量冠以“汗青学家批注”表面的脚注，是对“汗青考据”更传神的戏仿，跟新垣平的文本有得一拼。
在履历了“后现代史学”冲击的今天，大师多会听闻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名著《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免罪故事及故事的论述者》（有杨逸鸿译本，麦田出书社2001年版）。那么，这位比耶林可算是“档案中的虚构”的先知了。
容我再次拈出本人的书来说事。《现代学林点将录》本是应《南方都会报》之约而作的，我撰写时，是连同正文一块写出的，但在上连载，当然不成能容纳正文。而在连载过程中，我几多也面临着“汹汹而来的”—包罗陆扬在博客里的。那么，是不是也能够说，等我出书了“内容详赡”的正文版《点将录》，也“秒杀”了我的者呢？
还有本奇书大概也值得提一下：余世存、赵华、何忠洲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珠海出书社2007年版）。此书采用正文体例，钩稽主义活动史和苏联史的实事，以诠解奥威尔那部寓言。不妨说，它的意图是为奥威尔“发皇心曲，代下注脚”，是取代奥威尔完成一部“汗青考据小说”。
其其实情理上，我们能够想象，大凡世故的，或有经验的学者，并不难认识到“档案虚构”现象，又岂待后现代的新文化史学派呢？好比前面援用过的史高脱（E. Scott），就大白指出：“吾人每易于想像，认为揣测印行的公报，就可认为稳靠的按照；但曾研究过这种文件的草稿的人，方晓得常被篡改。其时所认为‘未便颁布发表’而被删除的章节，往往是最主要的。”他在正文中更举出亲闻的工作：“米尔斯博士告诉我：当他在公共档案处内著作他的《殖民史》一书的时候，他惊讶竟发觉会商的主要公函和会议演讲书所印有的记录是常常如许编纂—往往删去未便颁布发表的章节—致使他永不敢依赖那种印行的文字，虽此中并无删去任何部门的踪迹。”（《史学与史学问题》，第160页、第180页）
这种以手札为中介而构成的“文人国”现象，大致同时代的中国也具有着。梁启超曾指出：“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又非现在之欧美有各种学会学校为堆积讲习之所，则其互换智识之机遇，自不免缺乏。
这种风气在现代是难认为继了，但据我的闻见，至多还有两例：范景中译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见《艺术成长史》，天津人民美术出书社1992年版；又有单行本《〈艺术的故事〉笺注》，广西美术出书社2011年版）；徐泓译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联经出书2013年版）。
（周运按：格拉夫敦本人的成名作《斯卡林杰》两大册，其下册就相当于对斯卡林佳构品的正文。以至他的思惟史研究也有正文专家的气概，其著作好似一个个篇幅超长的注脚，以前谈卡尔达诺、开普勒，后来谈Isaac Casaubon、伊拉斯谟，还有特地研究文本的批注和利用踪迹，都是如斯。）
据的“知日”简白引见，曾有一部充任韩国陆军汗青教材的《大朝鲜帝国史》，除了朝鲜人是大和民族之祖、百济王族是日本皇室之源，更认为：“古朝鲜民族发祥自帕米尔，固有国土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扬子江，东至扶桑，西至西亚戈壁，了东亚红山文明及黄河文明，成为亚洲人的共祖。……古朝鲜支族挺进西北欧；跨入，繁殖成为印第安人；特别灿烂光耀的是，还南下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创作发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文明！”次之者，还有“百济人过中国东半壁”、“朝鲜人过”、“朝鲜人过，抗御罗马帝国”、“曾是高丽的殖民地”各种奇谈（《“日本侵韩”不成立？》，《江户·东京》，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无限公司2012年版）。比拟之下，攘夺我们的“端午节”、“西医”、“活字印刷”之类，不外是小儿科而已。
十七世纪晚期最伟大、最有影响的史学编纂著作之一不只有脚注，并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脚注—以至是脚注的脚注—形成的。在皮埃尔·培尔这本竟然成为畅销书的《汗青与考据辞典》那大幅的页面上，读者恰似行走在一层又薄又脆的注释，在其脚下，是幽静、漆黑的池沼般的评注。（第260页）
不外，金庸跟琼森又不尽不异。有些情节，他确是在脚踏实地地作“汗青考据”；但有些情节，如上述《鹿鼎记》两例，倒是成心将较着的虚构当成真人真事来论述，只是对“汗青考据”的戏仿。而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修订收藏版，凤凰出书社2012年版）、《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长江文艺出书社2013），则是成心将金庸整个的武侠世界当成了实在汗青，并借用“剑桥史”的学院式体裁构拟出来，就该当说是双重的戏仿，是戏仿的戏仿。
（周运按：《脚注趣史》里也谈到了坎托罗维奇因省略脚注而激发风浪的这个例子。诺曼·康托尔在《发觉中世纪》一书里更有专章活泼地阐述此事。格拉夫敦没有述及康托尔此书，陆扬在书评里注释是由于他看不起康托尔此书，居心省略不提—这也恰是格拉夫敦本人所说的通过脚注暗示臧否，“脚注提到某某、忽略某某都是一种表达。这种忽略某位学者或者某部著作的做法相当于一则敌对声明，或称除忆”。康托尔此书，对以彼得·布朗为首的普学派不认为然，指他们不外是索恩[Southern]的老套；而格拉夫敦恰是普大派的上将，故他于康托尔，实有学派私怨在。康托尔敢于这些史学大佬，惹得学界大愤，很有斗士的干劲。）
文人国是以通信体例构成的一个逾越欧洲的学术文化配合体，这群对学问孜孜以求且精神兴旺的学者，大部门是胡格诺，但也包罗会士等人士。……这一群体通过书简来互换看法、分享和彼此，并以鲁汶、莱顿、鹿特丹、巴黎、伦敦、布拉格、罗马等大都会为据点来他们的声音。格拉夫敦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使我们不得不从头认识教到发蒙活动期间的文化。
琼森用权势巨子作品为其懦弱的文本筑起坚忍的篱笆。他让页边注布满了长长的参引古典汗青著作和现代专著的细致列表。……琼森将叙事与他如斯倚重的语文学、古文献学连系在一路，也许是想要写成一种汗青考据剧。（第190-192页）
中古史大师康托洛维奇（按：《脚注趣史》译作坎托罗维奇）的成名作是中古主要的崇高罗马帝国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列传。听说他先出书了不带脚注的注释部门，成果其论点之新异惹起学界对他学术水准的思疑。面临汹汹而来之，康托洛维奇随后“从容不迫”地出书了内容详赡的脚注部门，成果“秒杀”了他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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